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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

作者：杨尚昆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

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

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

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在首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数场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解决“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所显现的诸多问题。

1959年6月4日与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日召开会议，就当年的工业生产目标进行深入研讨。

会议结束后，我前往毛泽东的办公室进行汇报。在交谈中，毛泽东分享了他对当前形势的见解。随后，他指出，中央已就农村及市场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而将这些指示贯彻落实，尚需一段时日。

原定于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现可延至7月举行。他计划借此间隙外出实地考察，以便对形势有更清晰的把握。

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着重指出，计划务必付诸实施，同时要注重整体的协调与平衡。

他指出，1958年实施的“大跃进”取得了显著成就，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必过分担忧，毕竟不经历挫折，就无法学会灵活变通。1957年调整指标是必要的举措，而1956年的错误在于不应公开抵制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应适当降低，形成一种类似马鞍的曲线。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有效管理农村食堂。

中央工作会议6月不召开。

20日，毛泽东踏上南下的旅程，翌日，便抵达了郑州。

夜幕低垂之际，毛泽东主席的秘书高智来电告知，主席提议于庐山举办一场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座谈会，并委托我向中央常委各位同志征询意见。

我立刻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刘少奇同志随即召集紧急会议，中央常委会全体成员一致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提议。

鉴于对庐山承办会议的软硬件条件缺乏了解，决定派遣我先赴庐山，负责相关事宜的筹备。此时，已是22日凌晨时分。

在上午时段，我便紧急召集了相关工作人员，对庐山会议的各项会务事宜进行了简要的安排与部署。

23日，我乘坐直飞航班抵达南昌，与江西省委的同事们会面后，立刻前往庐山。抵达庐山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不久，我得知毛泽东主席即将返回韶山，因此会议不得不推迟至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相继抵达庐山。

2日，会议正式拉开帷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19个议题，内容涵盖从读书到形势与任务，从国内到国际的各个方面。会议的安排是，首先用数日时间对这些议题进行深入座谈，力求将部分问题形成正式文件。随后，将召开为期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文件进行讨论并通过。

会议伊始，毛泽东便以湖南省委所提出的“成就辉煌、问题繁多、前景光明”这一精炼的三句箴言，作为本次会议的根本指导方针。

在那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估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存在显著分歧。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所出现的问题，自郑州会议以来已基本得到解决。从整体角度考量，这不过是一个九与一的关系问题。

刘少奇：成绩足谈，缺点深挖。

部分同志坚持认为“大跃进”期间所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其暴露的弊端、错误以及引发的负面影响，实则远超预期严重。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坦诚面对指导思想的失误，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纠正。

部分同志倾向于避谈自身的不足与经验教训，甚至有意或无意地抑制他人对问题的揭示与意见的提出。

随着对话的持续深入，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愈发增多。

尤其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亲笔信，此后，关于是否坚持或否定“三面红旗”的争论愈发激烈且鲜明，多数人倾向于赞同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观点。

青年彭德怀

在这段时日里，李锐曾就彭德怀所撰《意见书》征求周恩来之见，周总理仅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那倒也无甚大碍。”

7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小型会议，就本次会议中哪些议题需形成正式文件进行深入探讨。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多处于初步阶段，尚未成熟，能够形成正式文件的内容寥寥无几，因此建议会议尽快结束。

10日，毛泽东亲自选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位同志，共同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草拟一份《会议记录》，以记录本次会议的讨论内容。

13日，毛泽东提议将五人小组扩充，新增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和周小舟六位成员，使得小组规模增至十一人。他要求在两日内完成初稿的撰写，并于14日夜间将打印好的稿件送达给他。

依照此指示，起草小组迅速召开会议，为各位“秀才”分配了各自的议题，并各自着手撰写。胡乔木同志全面负责统筹协调，而我则主要负责组织和联络工作。

午夜交卷，即刻印刷。

14日凌晨，清样得以印制完成。当天，各小组全天候细致入微地逐条逐句进行讨论与修改。至14日夜晚，一稿如期完成，随即分送至毛泽东、中央常委及各组同志，确保每人都能获得一份。

15日，各小组全天投入于对《记录》的深入探讨。那几日，日程安排紧凑至极，每一分每一秒都被充分利用，仿佛会议的脚步已悄然逼近尾声。

7月15日，正当各小组热议《记录》之际，毛泽东提议，北京方面应增派更多人士参与接下来的数日会议。

16日，毛泽东在审阅并批准彭德怀的《意见书》之际，亦提议对庐山会议的分组方式作出调整。

具体而言，北京派来的同志需调整所属小组。若您之前被分配至华东组，自明日始，您将不再参与华东组的会议，转而加入其他小组。

毛泽东曾言：“如此行事，视野将更为广阔，或许能收获颇丰。”

毛彭延安

各小组对《记录》的反馈，普遍聚焦于“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实则，这主要涉及对“三面红旗”这一议题的评价。

尽管先前关于“三面红旗”的批评声浪高涨，随后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的支持声亦占据多数，然而，在最终形成正式文件的过程中，却需字字推敲，力求精准。

有人指出，《记录》在阐述“大跃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方面显得不够详尽，而对于存在的问题描述过于详实，有损于激发民众的信心；另有人认为，《记录》对不足之处过分强调，更像是一份令人气馁的文档。

自7月23日以来，部分人士径直对《记录》与《意见书》发出指责，认为它们所传达的声调完全一致。

这反映出，尽管众多同志已察觉到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并意图纠正“左”倾错误；然而，他们内心中追求速成的焦躁情绪尚未被有效克服。在这种背景下，庐山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的初衷，自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

7月17日，彭真抵庐山。

22日，彭真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议题为对《记录（第二稿）》进行修订。与会者们的主要讨论焦点仍旧集中于“关于形势与任务”这一章节。

不料，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忽然发言，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时间，形势突变，风云变幻。

尽管如此，刘少奇依然督促起草小组加紧修订《记录（第三稿）》，力求早日呈报会议审议，进而形成正式文件并予以下发。

24日，在出席大区负责人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记录》已修订至第三稿，内容切合实际，有助于加强团结协作。

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初稿被摒弃，次稿亦未达作者期望，如今终至第三稿即将付梓。然而，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步步加码，关于《记录》的议题亦随之搁置。

7月29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正式宣布了中央决定召开第八届八中全会的消息。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一）探讨经济建设的相关指标问题；（二）深入讨论总路线的相关议题。

8月2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正式拉开序幕。然而，公众普遍将此次会议与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并称为庐山会议。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彭德怀应邀参加了在延安举办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主席团成员们合影留念。照片中，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及王明。后排则依次为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和张闻天。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在其一生中，曾不得不做出两项违背本意的选择。其中之一，便是在1978年11月28日，出于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的迫切愿望，他无奈地在一份尚存疑点的审查结论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转换失败】：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对于后者，他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愧疚。他向我们详尽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如何从纠正“左”倾转向反击“右”倾，尤其是对彭德怀的批判过程。

7月23日，在一场重要的大会中，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中提出的各项观点进行了逐一剖析与批判。

他语气激昂地强调，若十件事中有九件出错且报道出来，必将导致毁灭，理应如此。于是，他决意离去，前往农村，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抗。他质问：“解放军是否愿意跟随我？”他坚信解放军会响应他的号召。

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使得会议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7月26日，毛泽东以《对一封信件的评论》为题，批转并印刷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所寄来的一封反映当时经济领域若干问题的信件。

这封长达万余言的信件，不仅揭示了诸多重大议题，诸如在抵制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警惕“左”倾冒险主义的潜在危害；在探讨农民问题、工农关系以及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等方面；同时也点明了若干具体问题，例如批评了铺张浪费现象的普遍存在。

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了详尽的2500字点评，尖锐指出信的撰写者刻意搜集负面信息，而对于正面成果的素材，则几乎毫不在意。

他指出，当前党内与党外均涌现出一股新的动向，即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呈现出显著增长，大有猖獗进攻的态势。

在这一日，各小组再度传达了毛泽东所阐述的数则名言。

“行事关乎人的作为，对待事务，亦应如此对待人。须明辨界限，对问题需阐述清晰，切勿模糊其词。”

言辞简洁而分量十足。寥寥数语，或书面评论，或口头交谈，其意自明——明确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坚决反对右倾！

7月30日，面对当时的局势，我在小组会上不得不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批评。我指出，《意见书》的政治立场，是对建设时期总路线以及自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

7月31日与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连召开两次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及其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清算。尽管会议内容仅在小范围内讨论，但相关信息却迅速传达至各小组，从而推动了广泛范围内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拉开序幕。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将彭德怀的批判提升至路线斗争的层面，并号召与会者深入探讨路线问题的对错。

在同一天，毛泽东致信张闻天，信中提及：“你已深陷于军事俱乐部的漩涡之中。”并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合作赞誉有加，称之为“文武双全，相映成趣”。

军事俱乐部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会议期间，有目击者发现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前往彭德怀的住处拜访，这不过是同志间寻常的交流。然而，有人却将此事当作问题严肃地上报给了毛泽东，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彭德怀保持距离。

毛泽东称其为军事俱乐部。

实际上，张闻天与周小舟并无涉足军事领域；彭德怀主掌军委事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交往紧密，纯属自然之理。

毛、周、彭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

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7月17日，黄克诚方抵达庐山。翌日，即19日，他在小组会议上公开发言，其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与彭德怀的观点颇多相似之处。此举随即招致部分人士的批评，黄克诚因而感到困惑。

那晚，他匆匆前来寻我，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我将前次会议的概况向他作了简略的述说。他紧接着表示，无论如何，他还是有些话想要表达。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黄克诚与众多人士的感受相仿，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疑惑。

夜幕降临，周小舟、周惠与李锐三人一同拜访黄家，就毛泽东的发言展开了讨论。周小舟在谈话中表达了一些偏激的观点，并提问道：“主席是否面临斯大林晚年时所遇到的困境？”

黄克诚诚恳地劝诫他们，若有任何意见或疑虑，应直接向主席面谈，切莫轻率地在私下议论。

此事随后流传开来，遂成为他们涉嫌进行反党活动的铁证。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系统性演讲。

此前，胡乔木听闻张闻天即将发表讲话，便特地拨通了张的电话，叮嘱他“密切关注局势，尽量减少提及不足之处”。然而，张闻天依旧依照事先准备的发言提纲进行了发言。

在充分肯定“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他深入剖析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

他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书》。

本《意见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核心旨在归纳经验教训，初衷是颇为可取的。

然而，观察各方反馈可知，许多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初衷缺乏深入探究，他们仅关注了信中的某些具体表述，却忽视了其中对成就的肯定。彭德怀同志强调，成就是基础，这一点与大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至于某些言论，无论是言辞增多还是减少，其影响其实并不显著。

他着重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遏制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的消极情绪。我们必须更加关注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他进一步阐述道：“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指出缺乏经验这一层面，而应深入到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和作风习惯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张闻天的发言材料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有力，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人们便将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视为对彭德怀《意见书》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与发挥。

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依照惯例，参会同志在小组讨论中发表意见，这些发言要点通常会摘要后刊登于会议的《简报》中。然而，就在《简报》即将付印之际，张闻天突然来电，要求撤回其发言的摘要。

我便向刘少奇请示此事。刘少奇回应道：“既然是人家自己的物品，若要求退还，那就退给他吧。”这反映出张闻天在思想层面上亦存有疑虑。他在会议中对于“大跃进”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评述，指出其风险之大。

他索要退还发言稿，对我而言实属棘手。若我不向刘少奇同志请示便予退还，恐有人误解，以为我又与“教条主义者”为伍。

毛泽东和刘少奇

彼时周小舟尚显年轻气盛，加之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在毛泽东面前言谈举止颇为自在。初至庐山，他表现得尤为活跃。

7月11日的夜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周小舟在谈话中提到了“大跃进”期间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说假话现象，并引用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古语。毛泽东听闻此言，并未流露出丝毫的反感，反而谈笑风生，使得整个谈话氛围显得轻松而融洽。

此后，周小舟便四处散播消息，声称毛泽东意图扭转“左倾”路线，此言一出，顿时引发了众人热议。

周恩来闻悉议论，遂向我询问此言究竟出自何处。我向他透露，此话乃周小舟所言之物。周恩来随即指示我转告周小舟，切勿再传播此等言论。

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

鉴于面对面的交谈可能效果不佳，彭总遂于7月14日致信毛泽东。

16日，彭的信一经发布，周小舟便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他的支持。

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意见，随后周小舟便成为了集中的批判焦点。

8月10日，在小组会议中，有人揭露了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的那一晚，于黄克诚处曾言：“主席宛如斯大林晚年。”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与会者的一片哗然。

“未来某日，若我自中南海卸任，拟向毛主席进言三条建议。”

（一）治理天下之道，却难以掌控身边之人；（二）不愿百年之后，后人对此有所评说；（三）若不能接受批评之声，他人便难以提出宝贵意见。

引发巨大震动。

李锐断然声明，此言非田家英所出，而是他个人的见解。会议随即转向了对李锐的批判，然而刘少奇及时阻止了这一举动，指出李锐并非中央委员，其问题将另行处理。

庐山会议的议题由纠“左”逐渐转向反“右”，彭德怀所撰写的《意见书》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表面上看，这一转变似乎带有偶然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会议初期，与会者尚存保留，对于形势的判断各执一词，诸多不同观点亦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与采纳。

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

近期，不少“左”翼人士察觉到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之声日渐增多，这不禁让人感到士气低落，忧虑“左”派阵营的阵地可能难以维持。因此，有人特地前往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恳请他公开发声以稳定军心。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

这一切令毛泽东深感局势严峻，亟需展开有力的反击。

会议议题由纠“左”转向反右，此转变并未事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予以讨论。刘少奇对反右的态度持保留意见。他特地与胡乔木进行交流，提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在局限范围内进行批判，但总体部署仍应持续纠“左”，并努力确保《记录》得以发布，以便基层继续推进纠“左”工作。他要求胡乔木将此意见转达给毛泽东，然而胡乔木回应称此事已无法实现。

周恩来深怕彭德怀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严厉指责，对其身心可能造成的重压深感忧虑，因此特地叮嘱我安排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以便在生活上给予彭德怀悉心的照料。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

林彪的言辞激烈，将彭德怀称为“此番前来意在招募兵马”，“怀揣着成为英雄的野心”，“堪称野心勃勃、阴谋诡计满腹、伪善之人”；同时，他强调解决彭德怀问题的必要性，认为此举消除了党内潜在的分裂危机，并有效避免了经济上的严重波动。

林彪受毛泽东赏识。

因健康原因，邓小平与陈云留驻北京，未能参与庐山会议的召开。

8月16日，第八届第八次中央全会圆满落幕。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行为的斗争决议》以及《针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行为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一场自中央至基层的反右倾斗争迅速展开，然而，这场斗争却错误地导致了大量党员与干部遭受批判与处分。

毛刘周朱

保护“秀才”过关

在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一众才子，因其对彭德怀所撰《意见书》持基本赞同态度，并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不幸成为批判的风口浪尖。

起初，彭真提出建议，经几位中央常委的一致赞同，最终成功确保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及吴冷西顺利通过。

杨尚昆在此期间亲自投入了诸多努力，并对我们简要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

行至庐山途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李锐等一众才子，便对自1958年以来我国形势展开了一番热议。

“秀才”们言谈之间似乎无所顾忌，然而即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亦难以摆脱“左倾”思维的影响，但在直面“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时，他们也不得不开始对那“三面红旗”的象征意义产生怀疑。

会议伊始，“秀才”们便接手了撰写庐山会议纪要的重任，他们的思绪迅速聚焦于如何提炼“大跃进”的教训，并持续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

彼时，田家英将他在四川实地调查时搜集到的有关浮夸现象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审阅，此举却引发了四川省委相关负责人的不悦；在小组会议中，田家英更是与那位四川省委负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自彭德怀的《意见书》发布以来，众多“秀才”纷纷评价其文采斐然，与此前他们起草的《记录》在基本观点上相吻合。然亦有部分小组对该《意见书》提出了批评之声，田家英与吴冷西亦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说明。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局势骤变，如同晴天霹雳，令在场的“秀才”们深感震惊。

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

秀才们最忧虑的，莫过于他们在会下私下讨论的那些“私房话”，一旦这些话语外泄，恐怕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然而，世无绝密之事，那些在私下议论的“私房话”终究还是流传了出去。

在会议期间，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观点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猛烈抨击。与此同时，那些曾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示支持或基本赞同的个体，亦未能幸免于难，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批斗。批斗的范畴由此进一步扩大。

彭真亲自前来与我商议，提出必须对“秀才”阶层给予保护。为此，彭真、薄一波与我共同约见了李锐，并明确要求他停止进一步的扩大事态。

我将此意向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汇报，他们亦表示赞同。

毛泽东随后单独与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进行了交流，对他们之前的表现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方向有所偏颇。同时，他也提醒他们不必过于焦虑，应当保持谦逊低调。此外，毛泽东还表示，不久将在会议上发出通知，下达“停战令”，并给“秀才”们发放“免战牌”。

抵达“秀才”们居住之处，我向他们传达了信息：主席已吩咐我通知各组组长，要求他们集中精力筹备八中全会，切勿再将“秀才”们的事宜提及，请各位安心。

8月11日，在党的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讲，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亦强调了“呵护文士”的重要性。

他言及，那些军事俱乐部成员意图将“秀才”们拉拢过去，但我坚信他们无法得逞。“秀才”们乃是我们阵营的骨干，非彼辈可轻易招揽。此外，他还提及“李锐并非真正的秀才，而是俱乐部的一员”。如此一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吴冷西四位均已被正式纳入保护名单。

尽管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依据会议中关于“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旧作出了对他们进行立案审查的决定。

十月间，彭真先后与“秀才”们进行了两次交谈，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核对。与此同时，几位“秀才”亦向中央提交了书面形式的自我检讨与申辩。

10月17日，毛泽东约见了四位“秀才”，对他们庐山之行中的表现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尽管他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并非敌对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应归类为虽坚定支持总路线，却持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群体。随着这一结论的明确，此事便告一段落。

1956年8月，周恩来与彭德怀在北京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落幕之后，彭德怀将军虽被免去军队内职务，但其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得以保留。党内文件依旧照常发放，中央政治局会议亦如常例通知其参与，然而彭德怀却一如既往地以请假为由缺席。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凡有重要事项，均需经由杨尚昆这位办公厅主任向中央汇报。

在1959年国庆佳节临近之际，彭德怀将军离开中南海，搬迁至吴家花园居住。

10月21日，毛泽东同志约见了彭德怀，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众多同志亦齐聚一堂，我亦有幸在场。

毛泽东对彭德怀于9月9日所写信中提出的，希望学习并投身生产劳动的请求表示赞同。他指出，读书数年固有必要，但更应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气氛融洽，餐后聚餐。

自彭德怀同志离任之后，毛主席特嘱我今后需定期探访彭德怀同志，务必每月至少两次。此行旨在深入掌握他的思想动向，并协助他妥善解决在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扰。

11月9日，我与彭真同行，前往彭德怀的住所。在那里，我们召集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亦悉数出席。

即日便部署了彭德怀同志前往党校深造的事宜，并亲自予以指示，强调彭德怀同志系经毛主席亲自批准赴党校深造的，将指派专人负责辅导其学习，如遇任何问题，可由杨献珍同志与彭德怀同志直接沟通解决。

青年杨尚昆

随后，毛泽东屡次倡议，希望彭德怀能够重新出山，施展其才华。

他曾向我提及，提议彭德怀出任农垦部部长一职，并嘱咐我需征询彭德怀的意向。自是，若彭德怀表示赞同，则后续还需着手于王震，促使他愿意将农垦部部长的职位移交。

我推测，彼时彭德怀的心情颇为不佳，故而无法投入工作，是以未曾与他进行过交流。

在那次事件中，毛泽东亲自指派我与陈毅、聂荣臻一同拜访彭德怀，旨在劝其认识并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作出相应的表态。

然而，彭德怀心中却存有异议，他一直坚持沉默，未作任何表态。我们三人皆感难以启齿，不知该如何开口。

日后若再遇见毛泽东，我定会提及他曾指示我们三人协助彭德怀，并希望他能明确指出方针。目睹我们面临的困境，毛泽东微微一笑，遂言：“那便作罢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恳请获准前往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他希冀在中央的支持下，先行前往湖南的故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以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并计划次年春天再赴山西太行地区。此外，彭德怀还表示，若能获准外出调研，他希望在启程前能与主席面谈。

我迅即将彭德怀的亲笔信转呈给了毛泽东。数日后，毛泽东批示道：“彭德怀无论前往何方均可，即便逗留半年亦无妨。”

10月23日，我前往拜访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首肯他赴基层调查的消息。

25日晚，彭德怀莅临我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前往湖南的调查大纲，同时恳请中央办公厅指派一位临时秘书随行，协助他在湖南期间整理调查资料。

次日，我召见金石同志。

“彭德怀近期有意愿返回湖南故里，以进行一番深入的农村调研。鉴于庐山会议之后，彭将军的原任秘书均已返回军委任职，此次他亲自下基层，恳请中办为他指派一位同志协助整理资料。我们经考虑，认为您担任此职最为适宜。”

金石紧张，我说：

“彭德怀同志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员，对此您仍需保持尊重。在协助他整理材料时，他要求您如何撰写，您便照着他的指示去做。若材料中存在错误，责任应由他承担，与您并无关联。”

陈云、杨尚昆、彭真、周恩来

10月30日，彭德怀启程前往湖南。抵达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而在湘潭，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亲自接待了他。

11月3日，彭德怀抵达了其故乡——湘潭县乌石大队的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数月光阴流转，彭德怀自华国锋处获悉，中央即将举办一场规模扩大的工作会议，该会汇聚了中央局、省级、地级、县级以及大型厂矿企业的负责人。彭德怀深知，此次会议旨在回顾和总结自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他果断作出决定，即刻结束在湖南的调查工作，启程返回北京。

彭德怀此次赴湖南之行，历时五十余日，终成五份详尽的调查报告。他将这些报告交付于我，并在随信中深情地嘱托。

“此类资料已与省、市、县三级党委的同事们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未出现重大分歧。若存在任何谬误，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彭德怀湖南调研与民同乐

我遂将彭德怀的数份调查资料，以及金石所撰关于随彭德怀赴湖南考察情况的报告，一同呈递给了毛泽东。

此事在事前已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并在事后及时向他提交了汇报，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和组织原则执行，实无可挑剔之处。

彭德怀自返京城，审视1962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后，对刘少奇所撰书面报告，认为其较为客观公正地梳理了1958年至今的经验与教训，表示基本满意；至于报告中再度确认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运动，彭德怀亦无意提出平反之议。

然而，在1月27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发表了讲话，他言道：

彭德怀的过失并非仅限于撰写那封书信，一位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致信，纵使信中意见有所偏颇，亦不足以构成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开展针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根源在于彭德怀同志在党内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小集团。该集团与高岗、饶漱石等人所成立的反党集团有所关联。”

“关键不在于高岗如何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如何借力高岗，二人皆拥有国际视野。他们的反党行径，与某些外国人企图在中国制造颠覆活动的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众人皆可昭雪，唯有彭德怀同志的冤屈难以洗清”。

彭德怀气愤地来电。

“敬请转呈主席及刘少奇同志，我们郑重声明，此事绝无其事。”

事后，彭德怀坦陈，聆听刘少奇的发言令其内心颇为不适，以至于难以继续阅读，睡眠亦受影响。

彭德怀原计划在春节过后重返太行山这片久经战火洗礼的老解放区，进行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然而，眼下的情形使得他不得不推迟此行，毕竟若是此时前往，恐怕会给当地带来诸多不便。

自七千人大会落幕之际，彭德怀便着手撰写一份详尽记录其一生经历与是非曲直的书面材料，恳请中央对其进行审查。这份材料，便是后世所称的《八万言书》，亦被誉为彭德怀的翻案之作。

6月16日，彭德怀亲自将这份文件呈交于我，我依循其指示，将该材料分发给毛泽东同志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各位成员。

出于庄重考虑，《八万言书》在完成清样后，特命专人先行送达彭德怀将军手中，请他进行审阅，之后再行正式发行。然而，他回应道：“我对中央办公厅充满信任，无需再阅，可直接印发。”

在同年七月，毛泽东于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彭德怀提出翻案指责，并倡议对“翻案风”、“黑暗风”及“单干风”进行批判。

九月，于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以及紧接着的国庆十三周年庆典，彭德怀并未被列入参会名单。

在全会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对彭德怀其人颇为熟悉，故此不能为其平反。同时，全会决议设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其展开全面审查。

随后，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遣人员前往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返乡进行农村调查的情景进行了深入的“后续调查”。

原本，彭德怀在完成湖南的调查任务后，湖南省委便向中央递交了正式的书面报告，其中评价彭德怀在湘期间的表现是积极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竟然出尔反尔，向中央提交的报告竟声称彭德怀当时存在“反党言论”的行为。

此次专项调查小组特地搜集了一批片面之词，断章取义，任意曲解，炮制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返回湘潭情况之调查报告》，诬称彭德怀那次返乡调研是出于“不良动机”、“心怀不满”，并传播了一系列“反党”言论。

在收到这份《报告》并准备予以印发之际，我注意到其中竟将随彭德怀同志前往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单一并列出。我立刻拨通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的电话，指出这些随行人员系组织指派执行具体任务的，恳请将其姓名从《报告》中剔除。此举旨在预防可能引发的新一轮牵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指示彭真，请其代表党中央与彭德怀进行会面。在谈话中，毛泽东宣布了中央的决策，即任命彭德怀赴西南地区工作，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一职。

彭德怀言道：“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理应遵从党的安排。然而，我深知自己犯了错误，言辞无人采纳，对工业亦属门外汉。因此，我仍怀揣着希望，希望能投身农村进行实地调查。”

23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彭德怀进行深入交谈，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亦一同出席。毛泽东表示：

“彭德怀被派往西南，此乃党的一项政策。若有同志持不同意见，可找我进行商讨。我先前对彭德怀的反对态度是坚决的，而如今，对他的支持则是出自衷心。”

对老彭的评价，理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而我自身亦是如此。

毛泽东对彭德怀言道：“或许，真理正站在你的一方。”

10月19日，彭德怀同志前来拜访，希望我能够协助他解决赴西南任职途中的一些具体难题。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翌日，我特地派遣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及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前往彭德怀将军处，详细了解他所需办理的事项，并承诺将逐一协助其完成。

11月28日，彭德怀搭乘火车启程前往成都，而此时，我已卸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鉴于这一身份的转变，我无法以私交之谊为他送行，实为一大遗憾。

岂料，更令人遗憾的是，10月19日的相会，竟演变成了永恒的诀别！

彭德怀

杨尚昆与彭德怀之间友谊笃定，情谊深厚，宛如手足。1998年初，在笔耕不辍地完成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位伟人的文章之际，他依然不顾身体的疲惫，毅然投身于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篇章。

他着重指出，务必将彭德怀最为鲜明的特质展现无遗，重点描绘他始终将党的利益置于首位，无私无畏，生致力于为党、为人民拼搏奋斗，谱写了一曲曲辉煌的篇章。即便在遭受冤屈的逆境中，他的革命意志依旧坚如磐石，堪称一位真正的高尚之人。

五月的那一日，杨尚昆莅临上海，我亦陪同前往，一同赴上海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此期间，他亦多次召集我们随行的团队成员，就这篇文稿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不料，杨尚昆此番归来后竟身染重病，《追念彭大将军》一文，便是他在病榻之上，生命余晖中的最后定稿。